与于襄阳书

《与于襄阳书》原文：

七月三日，将仕郎、守国子四门博士韩愈，谨奉书尚书阁下。
　　士之能享大名、显当世者，莫不有先达之士、负天下之望者为之前焉。士之能垂休光、照后世者，亦莫不有后进之士、负天下之望者，为之后焉。莫为之前，虽美而不彰；莫为之后，虽盛而不传。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须也。
　　然而千百载乃一相遇焉。岂上之人无可援、下之人无可推欤？何其相须之殷而相遇之疏也？其故在下之人负其能不肯谄其上，上之人负其位不肯顾其下。故高材多戚戚之穷，盛位无赫赫之光。是二人者之所为皆过也。未尝干之，不可谓上无其人；未尝求之，不可谓下无其人。愈之诵此言久矣，未尝敢以闻于人。
　　侧闻阁下抱不世之才，特立而独行，道方而事实，卷舒不随乎时，文武唯其所用，岂愈所谓其人哉？抑未闻后进之士，有遇知于左右、获礼于门下者，岂求之而未得邪？将志存乎立功，而事专乎报主，虽遇其人，未暇礼邪？何其宜闻而久不闻也？愈虽不才，其自处不敢后于恒人，阁下将求之而未得欤？古人有言：“请自隗始。”愈今者惟朝夕刍米、仆赁之资是急，不过费阁下一朝之享而足也。如曰：“吾志存乎立功，而事专乎报主。虽遇其人，未暇礼焉。”则非愈之所敢知也。世之龊龊者，既不足以语之；磊落奇伟之人，又不能听焉。则信乎命之穷也！
　　谨献旧所为文一十八首，如赐览观，亦足知其志之所存。愈恐惧再拜。

《与于襄阳书》繁体翻译：

七月三日，將仕郎、守國子四門博士韓愈，謹奉書尚書閣下。
　　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莫不有先達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前焉。士之能垂休光、照後世者，亦莫不有後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後焉。莫為之前，雖美而不彰；莫為之後，雖盛而不傳。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須也。
　　然而千百載乃一相遇焉。豈上之人無可援、下之人無可推歟？何其相須之殷而相遇之疏也？其故在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諂其上，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故高材多戚戚之窮，盛位無赫赫之光。是二人者之所為皆過也。未嘗幹之，不可謂上無其人；未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人。愈之誦此言久矣，未嘗敢以聞於人。
　　側聞閣下抱不世之才，特立而獨行，道方而事實，卷舒不隨乎時，文武唯其所用，豈愈所謂其人哉？抑未聞後進之士，有遇知於左右、獲禮於門下者，豈求之而未得邪？將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未暇禮邪？何其宜聞而久不聞也？愈雖不才，其自處不敢後於恒人，閣下將求之而未得歟？古人有言：“請自隗始。”愈今者惟朝夕芻米、仆賃之資是急，不過費閣下一朝之享而足也。如曰：“吾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未暇禮焉。”則非愈之所敢知也。世之齪齪者，既不足以語之；磊落奇偉之人，又不能聽焉。則信乎命之窮也！
　　謹獻舊所為文一十八首，如賜覽觀，亦足知其志之所存。愈恐懼再拜。

相关赏析

　　于襄阳名頔，字允元，河南洛阳人，公元798年（唐德宗贞元十四年）九月以工部尚书为山东道节度使。由于做过襄阳大都督，故称于襄阳。公元801年（贞元十七年）秋冬之际，韩愈被任命署理国子临四门博士，正式在京师做官。博士职乃是闲官，地位不高，很难施展抱负，为此，他给于襄阳写信请求引荐。此信以士欲进身场名、建功业须前辈援引，而前辈之功业盛名又须有为的后继者为之传扬为论点，入情入理。

　　本文分为三段。第一段泛泛而谈“先达之士”应与“后进之士”。相为知遇的道理，这样，虽将对方捧为“负天下之望者”也不显得阿谀，虽标榜自己为“高材”也不显得狂妄。第二段以“侧闻”的形式赞誉对方，显得客观，这样，既便于自己表达，也使对方不觉得突兀而乐于接受。最后，在第三段中，用描述自己生活的窘迫状态来争取对方的同情，以求得侥幸任用的机会。本文的写法，虽给人以不卑不亢的感觉，但难免有仍有攀附权势之意。

　　于襄阳，名頔（dí），字允元。他在公元798年（贞元十四年）任襄州刺史，充山南东道节度观察使。不久，他又自请将襄州升格为大都督府。中唐以后，中央政府拿方镇无可奈何，唐德宗只好同意他当了襄州大都督。因为于是襄州长官，所以此书称他为于襄阳。据《旧唐书》卷一三《于頔传》载，于頔为人“横暴已甚”，却官运亨通，因而“自以为得志，益恣威虐”；他任襄州刺史时“专有汉（水）南之地，小失意者皆以军法从事”；由于德宗姑息，他“公然聚敛，恣意虐杀，专以陵上威下为务”。这些情况韩愈也应当有所“侧闻”，可是此文多少还有为他迎合奉承之意。为了求官，不得不如此，韩愈此举难道又是张九成所谓“其文当如是，其心未必然”吗？

　　看来韩愈求官心切，文中也难免强词夺理，倒错逻辑。求官与上进并行不悖，无可非议。为求官而牵强附会、因果倒错就偏颇了。试问，韩愈最尊崇的圣人之一：孔子，一生未获任何君主重用，其光华难道不是照样永照后世吗？！圣贤与其后继的传承，与他们是否富贵、高官厚爵没有丝毫关系。圣贤的光辉来源于他们的思想，后辈的继承在于万众的认同才得以留传而永垂不朽！老子弃官仙游，《道德经》至今留传；庄子曳尾涂中，逍遥游何其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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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

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汉族，自称“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被后人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后人将其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在旧《广东通志》中被称为“广东古八贤”之一。他提出的“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散文的写作理论，对后人很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