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镠

钱镠简介

钱镠（liú）（852-932）字具美（一作巨美），小字婆留，杭州临安人。五代吴越国创建者。唐末拥兵两浙，统十二州，封吴王、吴越王，兼淮南节度使，后自称吴越国王，在位四十一年。谥号武肃王，葬安国县衣锦乡茅山。在位期间，曾征用民工，修建钱塘江海塘，又在太湖流域，普造堰闸，以时蓄洪，不畏旱涝，并建立水网圩区的维修制度，有利于这一地区的农业经济。钱镠钟情发妻，留下陌上花爱情典故，临终前为其子孙留有万余字的遗嘱。钱家后人世世代代相传。

生平

出身贫寒

　　钱镠852年3月10日生于临安县大官山（后称功臣山钱镠画像）下钱坞垅一个农民家庭。父亲钱宽，母亲水丘氏，一家以农耕打渔为生。传说钱镠出生时突现红光，且相貌奇丑，父亲本欲弃之，但因其祖母怜惜，最后得以保全性命，因此钱镠小名“婆留”（“阿婆留其命”之义）[1-2]。
　　钱镠自幼不喜诗文，偏好习武，在16岁的时候就弃学贩盐。当时私贩盐料是官府严厉禁止的，但由于利润极高，因此钱镠铤而走险，在杭州、越州（今绍兴）、宣州等地贩卖私盐和粮食。这段贩卖私盐的经历，练就了钱镠体魄和胆略，也为他日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经济基础。

跟随董昌

　　17岁开始，钱镠苦练硬弓长矛，并读些《孙子兵法》，史书称其“善射与槊，稍通图纬诸书”。到21岁时，他在石镜镇充当“义兵”，并将小名“钱婆留”改为大名“钱镠”（其为金字辈，并取“留”字音，故改“镠”）。由于钱武艺高强，受到石镜镇指挥使董昌重用，经过平定王郢、朱直管、曹师雄、王知新等叛乱之后，逐渐提拔为偏将、副指挥使、兵马使、镇海军右副使等职。 唐僖宗乾符六年（879年）七月，黄巢起义军进犯临安。钱镠以少敌多，巧妙运用伏击和虚张声势等战术，阻吓了黄巢军的进攻。次年，为保护地方安定，董昌、钱镠联合各县民团，建立“八都军”（临安县“石镜都”、余杭县“清平都”、于潜县“于潜都”、盐官县“盐官都”、新城县“武安都”、唐山县“唐山都”、富阳县“富春都”和龙泉县“龙泉都”），中和元年（881年），钱镠授“都知兵马使”，并注意团结各都力量和下层头目，还将其弟钱銶、钱镒、钱铧、钱镖，以及儿子钱元璙、钱元瓘等人安插到部队中担任将领，从而将八都军逐渐培养成坚强的嫡系部队。

独据一方

　　自讨伐王郢起，钱镠身经百战，先后与刘汉宏、董昌等地方主要军阀作战，最终平定了两浙范围内的敌对势力，建立了巩固的地方割据政权。 中和二年（882年）七月起，占据浙东的义胜军节度使刘汉宏发兵西进，欲并吞浙西。董昌、钱镠率八都军在钱塘江边御敌。由于出奇制胜，加上利用江上夜雾遮掩，钱镠突袭敌营，获得首胜。之后，又在江干、富阳、诸暨、萧山西陵等地屡败刘军。最后，刘汉宏亲自督战，率十万大军与钱镠在萧山西陵一带决战，结果被钱击溃，刘本人易装成屠户逃跑。这一次西陵大捷，是钱镠取得的第一次重大战果，据说，从此钱镠将西陵改名为西兴至今（现钱江三桥又名“西兴大桥”）。
　　此后，刘汉宏仍不断骚扰浙西，导致董昌和钱镠决心彻底平定浙东之患。光启二年（886年）十月起，钱镠仅用了2个月左右的时间，就率军攻克越州，并将潜逃被捕的刘汉宏斩于会稽街市。次年，董昌升任浙东观察使、检校太尉、陇西郡王，自杭州移镇浙东；钱镠被任命为杭州刺史。景福二年（893年），钱镠升任镇海军节度使，驻杭州。

割据两浙

　　唐昭宗乾宁二年（895年）董昌叛唐称帝，国号大越罗平，改元顺天。同年，唐朝封钱镠为浙东招讨使，令其讨伐董昌。但钱镠起初感念董昌提携之恩，犹豫不决，但董昌却联合淮南杨行密偷袭苏州、杭州，最终使得钱镠下定决心。乾宁三年（896年）钱镠攻克越州。董昌在被押付杭州途中，心存惭愧，投江自杀。钱镠被任命为镇海、镇东军节度使，治杭州，加检校太尉，兼中书令。从此，钱镠基本控制两浙，
　　乾宁四年（897年）八月，鉴于钱镠招讨董昌有功，唐昭宗特赐其金书铁券，免本人九死或子孙三死，这件铁券后经宋代陆游、明代刘基等人为其写跋，还呈宋太宗、宋仁宗、宋神宗、明太祖和清高宗等五位帝王御览，也曾遗落民间，现保存于浙江省博物馆。光化三年（900年），为了表彰钱王的功绩，唐王朝派人取钱镠画像，悬于凌烟阁。

吴越建国

　　钱镠在平定了两浙内部的敌对势力后，基本停止了大规模的征讨。但由于三面受敌，仍经历了多次边境保卫战，有时钱镠塑像还将战斗延伸至江西的信州（今上饶）和虔州（今赣州）等地。其主要对手就是淮南军阀杨行密和内部的“徐许之乱”。
　　钱镠和杨行密的关系时而友好，时而敌对，体现出五代十国乱世的特点。双方的冲突共持续了三十年，其间钱曾出兵援助杨擒斩孙儒、安仁义等叛逆，并正式通婚，但也因董昌之战等发生过激烈的战斗。最后通过两次衣锦军保卫战和一次浪山江水战，才结束了双方的敌对状态。从此两浙地区进入休养生息的安定建设阶段。
　　天复二年（902年），封其为越王。不久，其部下的徐绾和许再思起兵叛变，使钱镠大伤元气。最后钱镠支付了二十万缗犒军钱，并派两个儿子作为人质，才使得叛军撤兵。这次内乱后，钱镠吸取了教训，治国更为谨慎。
　　天祐元年（904年），改封吴王。后梁开平元年（907年），封为吴越王，吴越国自此创建。

称臣中原

　　吴越国地域狭小，极盛时，只辖有杭、越、湖、苏、秀、婺、睦、衢、台、温、处、明、福十三州；另又设有镇海、镇东、中吴、宣德、武胜、彰武等节镇。由于地狭兵少，实力不足，因此吴越一直以效忠于中原王朝为主要军略。在唐亡之前，钱镠忠于唐朝；在朱温篡唐建梁以后，他又效忠于后梁，由是亦从后梁得到了吴越国王、诸道兵马都元帅的头衔。后唐灭梁以后，钱镠又向后唐上表称臣，不仅得到了吴越国王、天下兵马都元帅的头衔，而且还得到了玉册金印，以示恩宠。凭此，吴越便有效地防御了周边割据势力对吴越国的侵扰。时钱镠一面向中朝称臣，一面则自为小朝廷；其府署不仅称朝廷、僚属称臣，而且还自立年号，共有天宝、宝大、宝正等三个年号，直到其子钱元瓘继位，才改用中朝年号。同时，他还自行与新罗、渤海等国往来，又给他们行制册、加封爵，俨然中朝一皇帝。

治理内政

　　钱镠在政治上贯彻“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的国策。礼贤下士，广罗人才；奖励垦荒，发展农桑。他开拓杭州城郭，营建宫殿，大兴土木，悉起台榭，有“地上天宫”之称。特别是他在统治区内兴修水利，修建钱塘江海堤和沿江的水闸，防止海水回灌，方便船只往来。人称“海龙王”。又加之战争较少，社会相对稳定，经济繁荣，百姓安居乐业。所以吴越对江浙地区的开发是有一定贡献的。
　　钱镠奉北方朝廷，居安思危，发展贸易，岁岁丰收，民得安乐，在混战割据的局势下，吴越富庶甲于东南，说明钱镠是有一定历史功绩的。特别是他修筑捍海石塘、治理太湖，开凿灌溉渠道，疏浚西湖，整理鉴湖，建设苏州、杭州城，开拓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美景，奠定了浙江粮仓——杭嘉湖平原的坚实基础。
　　钱镠于后唐长兴三年（932年）卒。终年81岁，葬临安钱王陵。钱王第33代孙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为牌坊惠赠墨宝“钱武肃王陵”；第34代孙全国政协副主席钱伟长两度光临钱王陵，欣然为“钱王祠”题额。除此之外还接待了一大批中央领导和广大海内外钱氏后裔前来观光游览。著名空气动力学家、中国导弹之父、中国载人航天奠基人钱学森是他第33代孙，此外，2010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钱永建是其34代孙。

轶事

　　相传五代十国时期的君王钱鏐，甚爱自己的王妃，王妃每年寒食节必归临安，钱鏐甚为想念。一年春天王妃未归，至春色将老，陌上花已发。钱鏐写信说：“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意思是田间阡陌上的花开了，你可以慢慢看花，不必急着回来。满怀思念，无一字提及。
　　清代学者王士祯在他的《渔洋诗话》中记载了这个故事，说“五代时，吴越文物不及南唐、西蜀之盛，而武肃王寄妃诗云‘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二语艳称千古。”又在《香祖笔记》中写道：“武肃王不知书，而寄夫人诗云‘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不过数言，而资致无限！”
　　吴人被他们国君的爱情深深地打动，用信中语编成歌曲，四处传唱，其韵凄恻，含思宛转，听者侧然。苏轼任杭州通判的时候，听到里间儿歌传唱《陌上花》，知道了这个故事，甚为感念，便将歌词改写，做了三首题为《陌上花》的绝句：
　　陌上花（三首并序）
　　游九仙山，闻里中儿歌《陌上花》。父老云：吴越王妃每岁春必归临安，王以书遗妃曰：“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吴人用其语为歌，含思宛转，听之凄然，而其词鄙野，为易之云。
　　陌上花开蝴蝶飞，江山犹是昔人非。
　　遗民几度垂垂老，游女长歌缓缓归。
　　陌上山花无数开，路人争看翠骈来。
　　若为留得堂堂去，且更从教缓缓回。
　　生前富贵草头露，身后风流陌上花。
　　已作迟迟君去鲁，犹歌缓缓妾回家。
　　钱镠原来出身贫穷，年青时候做过盐贩，后来到浙西镇将董昌手下当部将。黄巢起义军攻打浙东的时候，钱镠用小股兵力保住了临安（今浙江杭州）。唐王朝认为他有功，封他为都指挥使，后来钱镠题跋像，又提拔为节度使。
　　钱镠当上节度使以后，摆起阔绰来。在临安盖起豪华的住宅，出门的时候，坐车骑马，都有兵士护送。他的父亲对他这样做法，很不满意。每次听到钱镠要出门，就有意避开。
　　钱镠得知父亲回避他，心里不安。有一次，他不用车马，不带随从，步行到他父亲的家里，问老人为什么要回避他。
　　老人说：“我家世世代代都是靠打鱼种庄稼过活的，没有出过有财有势的人。现在你挣到这个地位，周围都是敌对势力，还要跟人家争城夺池。我怕我们钱家今后要遭难了。”
　　钱镠听了，表示一定要记住父亲的嘱咐。打那以后，他小心翼翼，只求保住这块割据地区。当时，吴越是个小国，北方的吴国比吴越强大，吴越国常常受他们的威胁。
　　钱镠长期生活在混乱动荡的环境里，养成了一种保持警惕的习惯。他夜里睡觉，为了不让自己睡得太熟，用一段滚圆的木头做枕头，叫做“警枕”，倦了就斜靠着它休息；如果睡熟了，头从枕上滑下，人也惊醒过来了。他又在卧室里放了一个盛着粉的盘子，夜里想起什么事，就立刻起来在粉盘上记下来，免得白天忘记。
　　他不但自己保持警惕，对他的将士要求也挺严。每天夜里在他住所周围，有兵士值更巡逻。有一天晚上，值更的兵士坐在墙脚边打起盹来。忽然，隔墙飞来几颗铜弹子，正好掉在兵士身边，把兵士惊醒过来。兵士们后来知道这些铜弹子是钱镠从墙里打过来的，在值更的时候，就不敢打盹了。
　　又有一天夜里，钱镠穿了便服，打北门进城。城门已经关闭了。钱镠在城外高喊开门，管门的小吏不理他。钱镠说：“我是大王派出去办事的，现在急着要回城。”小吏说：“夜深了，别说是大王派的人，就是大王亲自来，也不能开。”
　　钱镠在城外绕了半个圈子，打南门进了城。第二天，他把管北门的小吏找来，称赞他办事认真，并且给他一笔赏金。钱镠就是靠他的谨慎小心，一直保持他在吴越的统治地位。吴越国虽然小，但是因为长期没有遭到战争的破坏，经济渐渐繁荣起来。
　　钱镠还征发民工修筑钱塘江的石堤和沿江的水闸，防止海水往里灌；又叫人凿平江里的大礁石，方便船只来往。因为他在兴修水利方面做了好事，所以民间给他起个外号，叫“海龙王”。传说他为了治理钱塘潮，率领军队射死了潮神。他修筑的塘被命名为“钱塘”
　　不过钱镠巩固了他的统治，就过起奢侈的生活来。他把临安城扩大了三十里，大造亭台楼阁，把自己的王府造得像龙宫一样。这样做，自然加重了百姓的负担。但是，这不会掩盖他的功绩。

钱王与吴越文化

　　作为一个具有鲜明区域特色的吴越文化，自钱王创立以后，经三代五王的不懈努力，获钱镠半身像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钱王青少年时期读书不多，只在暇时温理《春秋》，兼读《武经》，深知文化对保境安民的重要，因而当权后十分重视网罗文人学士，他广开言路、“礼贤下士”、兼听纳谏，唐末名家皮光业、林鼎、沈崧、罗隐、武将杜陵、阮结、顾全武等都受到他的礼遇，罗隐成为他的重要功臣。佛学兴盛更是吴越文化发展的一个突出标志，据《咸淳临安志》统计，吴越都会杭州有寺院150多所，素有“江南佛国”之称，临安的功臣塔，杭州的灵隐寺，余杭大涤山的天柱观，杭州的六和塔、雷峰塔、保淑塔等都是吴越时修建的。灵隐寺的弥陀石佛、摩崖石刻和石塔、凤凰山的梵天经幢等吴越时期文物一直保持至今。
　　钱王本人不仅能征善战，还留下许多诗文，诗文中多显英雄气概，令人仰慕。不仅如此，他的书法也颇有造诣，擅长草隶，蜚声中原。
　　文化的发展、佛学的兴盛，又促进了印刷业的进步，而印刷业的进步又加快了文化的发展。实际上杭州已成为当时中国第一大印刷中心。所以活字印刷由钱塘人毕升发明也绝不是偶然的。
　　五代前后吴越地区文化名人数量的变化情况也可窥见文化发展之一斑。当代著名教授徐中玉先生主编的《古文鉴赏大词典》中收录的五代前文化名人86人，其中吴越地区为7人，占8%；五代及其后的文化名人114人，吴越地区为33人，占30%。现行高中语文课本中收录的五代前名家30人中吴越地区仅有1人，占3%；五代以后的名家33人，吴越地区达11人，占30%，两个30%当然不是偶然的巧合，它反映了钱氏对文化发展的重视，吴越地区一跃而成为文化之都和中国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钱氏是功不可没的。

历史评价

　　对钱鏐的总体评价，史家也存在着不同看法。
　　后世一般对钱氏评价较高，认为他促进了地方经济发展，保障了民众安居乐业的局面。主要有
　　北宋·赵抃：“时维五纪乱何如？史册闲观亦皱眉。是地却逢钱节度，民间无事看花嬉！”
　　明·朱国桢：“钱立国，置营田数千人于松江，辟土而耕，…民老死无他缠累，且完国归朝，不杀一人，则其功德大矣！”
　　《吴越备史》称钱鏐“自奉节俭，衣服衾被，皆用绸布，非公宴惟瓷砖漆器而已。恭穆夫人尝以王寝帐隳裂，乃上青绢帐请易之。王曰：‘作法于俭，犹恐其奢，但虑后代皆施锦绣耳。此帐虽故，犹可蔽风。’竟不易。”钱鏐的衣服衾被，用料无非是些普通绸布，平时吃饭用的餐具也不过是些瓷砖漆器而已。他睡觉卧床挂的帐子，已经破裂，夫人将换上青绢料的寝帐，被他拒绝，理由是恐怕这样一来奢侈之风一开，后代效仿，不可收拾。此帐虽旧，仍可蔽风，所以不能丢，照用无妨。
　　但《旧五代史》中说他并不是节俭之人“在杭州垂四十年，穷奢极贵。”既称颂钱鏐建设杭州的功绩，“凿石填江，又平江中罗刹石，悉起台榭，广郡郭周三十里，邑屋之繁会，江山之雕丽，实江南之胜概也”。又说他“季年荒恣”。
　　欧阳修著《新五代史》对钱鏐的评价也不高，他说：“钱氏兼有两浙几百年，其人比诸国号为怯弱，而俗喜淫侈，偷生工巧，自镠世常重敛其民以事奢僭，下至鸡鱼卵鷇，必家至而日取。每笞一人以责其负，则诸案史各持其簿列于廷；凡一簿所负，唱其多少，量为笞数，以次唱而笞之，少者犹积数十，多者至笞百余，人尤不胜其苦。又多掠得岭海商贾宝货。当五代时，常贡奉中国不绝。”欧阳修认为钱鏐对百姓也非常苛刻，“重敛其民以事奢僭”，百姓家的鸡鱼卵鷇，官府也要派人每天到他们家取。如有拖欠，就记在账本上，以所欠多少，量为笞数，“少者犹积数十，多者至笞百余，人尤不胜其苦。”
　　《五代史补》也说：“钱镠封吴越国王后，大兴府署，版筑斤斧之声昼夜不绝，士卒怨嗟。或有中夜潜用白土大书于门曰：‘没了期，侵早起，抵暮归。’”钱镠“遽命书吏亦以白土书数字于其侧曰：“没了期，春衣才罢又冬衣。”时人以为神辅，自是怨嗟顿息矣。”钱镠会动脑筋，借助“神力”来平息士卒劳工的不满怨愤。
　　《吴越备史》称钱鏐头脑始终保持清醒，不贪图一时之利，不跟在别人后面妄自称帝。“天祐（唐朝末期）以后，中原多事，西川王氏称蜀，邗沟杨氏称吴，南海彭城氏称汉吴，长汉王氏称闽，皆窃大号，或通姻戚，或达聘好，皆以龙衣玉册洎书疏等，劝王自大，王尝笑曰：“此儿辈自坐炉炭之上，而又置吾于上耶？吾以去伪平贼，承天子畴庸之命，至于封建车服之制，悉有所由，岂图一时之利，乃随波于尔辈也！”皆却之不纳，而诸国之主，无不咸以父兄事之。“
　　当时，蜀、吴、汉和闽等割据势力纷纷自立为帝，这些人都派出使者建议钱鏐也改元建制，过一过当皇帝的瘾。钱鏐觉得好笑，这些人自己坐在火炉上，还想要我陪他们一起坐，我怎么可能图一时之利，跟着这些人一起做傻事呢？对这些人的建议一概不予采纳。这些人反而更敬重钱鏐，将他当作父兄对待。
　　但是不少史家认为，以钱鏐的霸气，他也不是心甘情愿服从中原的，据说诗僧贯休曾献诗钱鏐，诗中有句云“一剑霜寒十四州”，钱鏐要贯休改“十四州”为“四十州”。这也可见出钱鏐欲问鼎中原的勃勃雄心。
　　《旧五代史》记载，钱镠“称吴越国王，命所居曰宫殿，府署曰朝廷，其参佐称臣，僭大朝百僚之号，但不改年号而已。伪行制册，加封爵于新罗、渤海，海中夷落亦皆遣使行封册焉。”
　　《新五代史》也说钱镠“更名所居曰宫殿、府曰朝，官属皆称臣，起玉册、金券、诏书三楼于衣锦军，遣使册新罗、渤海王，海中诸国，皆封拜其君长。”
　　据新旧五代史记载的说法，钱镠实际上已经自立朝廷，而且对新罗、渤海诸国以及海中夷落均以中朝天子的面目出现，对他们进行册封。只是不称帝，不改元而已。
　　《吴越备史》和《新旧五代史》的这些矛盾的说法，常常使后世读史者感到迷茫。我把这些不同观点的记载一一列出，以供同样对钱镠这位五代人物感兴趣的朋友研究时作参考之用。
　　尽管史家对钱镠的评价有着分歧，但钱镠终其一生，没有和中原王朝发生过对抗，在五代朝代更迭之际，钱镠也没有趁中原动乱，南面称帝。期间虽然曾与后唐庄宗时的权臣郭崇韬，明宗时的安重诲发生过一些摩擦。但奉中原王朝为正朔的基本原则没有丝毫发生过动摇。
　　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钱镠能审时度势。当时钱氏吴越的疆域虽然包含有富庶的浙江十余州，还有苏州之地，但与中原王朝，甚至和近邻的淮南（后建国号吴、唐）还是不能相比。
　　钱鏐还是明白“吴越”不过是乱世中的地方小政权，自保尚可，要成大气候则难。所以钱鏐“保境安民”，关起门来搞自己的建设，治理水土，修筑海塘，疏浚内湖，数十年后，吴越之地蔚为气象。
　　如果说欧阳修所著《新五代史》所记载的吴越国赋税沉重、重敛其民是事实的话，是否还可分析一下，这些赋税收入究竟用在了什么地方？是胡花乱用，还是大部分用在了正道上了？除了“常贡奉中国不绝”外，用在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建设等必要的花费究竟有多少？
　　钱鏐晚年有一次与僚属们谈起杭州城的变化，众人盛赞杭城邑屋繁会，江山雕丽，湖海形胜，为天下稀有，此皆大王数十年精心治理之力也。钱鏐却很清醒，他说：“千百年后，知我者以此城，罪我者亦以此城。苟得之于人而损之己者，吾无愧欤！”